你会在什么时候迫切祷告
1540年,神父依纳爵创立了“耶稣社会”,人们称之为“耶稣会”。他们的宗旨是坚固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影响,因为当时天主教的教廷面临新教的挑战。然而“耶稣会”的工作却远远超过了欧洲的疆界,他们对于宣教变得更加热衷。到了16世纪末,“耶稣会”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,他们所建立的分会已经达到了中国、印度、日本和南美洲。为了帮助那些出去宣教的人面对不同文化的挑战、逼迫,甚至是苦难,依纳爵写了一本手册,名为《属灵操练》,希望用它来帮助基督徒在属灵方面不断地成熟与成长。他希望为“耶稣会”的会友们提供实际的、可以灵活变通的方法,让他们到了遥远而危险的地方、孤独地为神耕耘的时候,仍然可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(其中有许多人,为了信仰死在异国他乡)。
依纳爵也希望教导“耶稣会”的会友们学习祷告方法,所以在《依纳爵的属灵操练》这本手册中,他专门提供了祷告指南。第一次读到祷告指南的时候,有一句话跃入我的视线:“向神,我们的主,祈求你心里想要的。”这个祈求未免太大胆了吧?我想要的太多了——汽车、游艇、森林中的小木屋、一座城堡、一个王国,这样祈求还得了?这看起来简直像是在发掘我们内心的贪婪,然后让神为我们投标。这和广告上整天诱惑我们去追求名利、美貌、人前的光环有什么两样呢?
但是,依纳爵的意思显然不是这样的。首先,他要我们向神要。既然你是向神要,就说明你想要的不能靠人力得到。这就像一个小孩子,拿不到高处的糖果,必须要叫妈妈拿给他。其次,他告诉我们去向神要我们心里所想的。这就迫使我们好好思想,我到底想要什么。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;在我内心最深处,渴望的到底是什么?哪些渴望是唯独神才能够满足的?
我不禁开始认真思考,我心里想要的到底是什么,我的良知又是否允许我这样祷告?
例如:身体健康,工作安稳等。难怪当我拥有这些的时候,就根本提不起兴趣祷告呢。但是,当我眼看要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,才感到有紧迫感,需要祷告。当我生病的时候,为健康祷告;当我身陷不幸、生活中的安稳被打乱的时候,我祷告;当我的前途迷茫、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,我希望神给我指一条出路,那时候我祷告。我只有到了遭遇不幸、发生意外、走投无路的时候,才向神祈求。(或许,我没有常常迫切祷告,是因为我看重的都是一些世俗的、短暂的、肤浅的东西。)
当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,我没有很认真地祷告。我心里想,没有必要吧?最多是感谢神给我的祝福。有很多人,顺利的时候连感恩的祷告都没有,可见我们的忘性是多么大。对神表现出来的慷慨,我们只知道一味地消费。我也是一样的。我甚至还要神继续给我更多的祝福——那种世俗观念中的祝福。然而,一旦糟糕的事情发生了,我的祷告就会突然一下子变得急迫、认真起来,就像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时候,看到风浪巨大,自己的身体正往下沉,就大呼,“主啊,救我!”
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件事情,那一次迫切祷告让我终生难忘。有一天傍晚,我太太琳达把邻居的孩子们都打发回家了。她预备好了洗澡水,准备给第一批孩子洗澡。她让我把戴安娜带过来洗澡,她那时才3岁。我叫了一声:“戴安娜!”没有人回答,我知道她有时候很喜欢和我玩捉迷藏。
“戴安娜!”我又喊了几声,还是没有人答应。
从楼上到楼下,我把每一个房间通通找遍了,还是不见戴安娜的影子。琳达给邻居家都打了电话,她也不在那里。这时候我的头皮开始发麻,惊恐笼罩了我的心。我不断地告诉自己,一定要保持冷静,好好想想她还有可能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。
这时候,好心的邻居和朋友们也来了,他们在整个房子里又仔细寻找了一遍,然后又到屋外,找遍了小朋友喜欢去玩的地方。他们又各自打了电话,请其他的人帮忙看看街上有没有走失的小女孩。45分钟过去了,我们还是不见戴安娜的影子。我头脑中的想象力,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无法控制。我想到了最糟糕的情景——我的小戴安娜被绑架了。
终于,我们报了警,警察一眼就看出来我们已经快要崩溃了。他非常友好,也很冷静。他对我们说,按照常规,先要检查一遍所有的房间,尽管我们已经告诉他,每一个房间我们都检查过很多遍了,她不在屋子里。结果,他发现小戴安娜在某张床的底下睡着了:她小小的身体裹在被单里,靠着墙,就连他也差点没有看到。他抱着戴安娜从房子出来,交到了我的手上。
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刻,就是现在想起来的时候,我的眼睛里还充满了泪水。我看着戴安娜的眼睛,她也微笑着看着我,仿佛在说:“你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?”我把她交给了琳达,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跪倒在地上,让眼泪尽情地流淌,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。
当我以为戴安娜被人绑架了的时候,我感到的恐惧是从未有过的,那时的祷告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迫切的一次。我希望找到她的心情,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。我拼命地祷告神,告诉他“我想要的是什么”。我太爱她了。可是,这件事一过,我又回到了以前不紧不慢的工作当中。星期天的下午,当我和一对老人家祷告的时候,我觉得全世界最大的问题——我找女儿的问题——已经解决了,我的祷告再也没有那种迫切感了。
面对这种变化,连我自己都禁不住要问:我们之所以对祷告缺乏热情,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呢?我们所关心的,都是世俗的、只与自身的舒适与否有关系的事情。换句话说,只要自己的生活顺顺利利,我就没有什么祷告的必要。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觉得需要祷告呢?那就是我们的正常生活被打乱、自己的幸福受到威胁的时候。这就好比一个人,只有到了敌人就要攻打自己的村庄的时候,才会去参军,为保卫家园而打仗。难怪,我们的祷告多数发生在这类情况之下:身患绝症,配偶有了外遇,股票直线下跌,女儿要嫁给一个无赖,等等。
我并不是说这就一定大错特错。找不到女儿的时候,我的恐惧是极其真实的,我为戴安娜迫切祷告是完全正确的行动。问题在于,我对于祷告的看法太狭隘了,把祷告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面,尽管这个范围极其合理,而且是很重要的。这样的祷告,让我极端以自我为中心,好像世界都围绕着我的喜怒哀乐在运作,其他人都不如我重要。
祷告受所在文化的影响
我渐渐发现,我的祷告深受文化的影响,深到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地步。
像绝大多数人一样,我希望我的生活幸福、成功、富足。我也期望我的孩子们,还有周围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生活。在我软弱的时候——也就是大多数的时候——我祈求事业成功、身体健康、度假时出入平安、家庭幸福,等等。
这种祷告不完全错,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、文化让我们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,告诉我们什么是每日的需要,什么是幸福的生活标准。我生长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,这个文化随时提醒我,人人都有权利追求这样的生活——当然是在神的帮助之下,所以我才这样祷告。我的祷告——我们的祷告,是不是已经变得太西方化、太世俗化了?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已经挡住了我们的视线,使得我们无法拥有更广阔的视野,看到更深一层的人生意义?那更宽广的视野,才应该是我们祷告的方向。
假如祷告是一个漫长的旅途,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眼前的一小段路:每一个祷告都应该站在一个高处,从人生的角度,用全局的眼光来看待。举个例子,我仍然需要为我们全家出门旅行度假的平安祷告,我们过去的许多年都是这样做的。但是,我也许更应该花多点时间问问神,这样的度假方式是不是他的心意。如果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,我们是不是可以少花一些钱,做些别的事情来代替呢?
回顾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属灵伟人的祷告,与我们今天的大相径庭。何以见得呢?
首先,在过去的两千年里,人类的生活比现在要艰辛得多。在麻醉药、青霉素以及其他抗生素发明以前,有许多的人还没有活到成年就死去了。婴儿的死亡率比现在要高得多。那些幸运长大成人的,需要非常辛劳地工作才能够维持生计。妇女们生育子女、亲手缝制衣物、种菜、晾晒干果、清洁房屋、煮饭给全家老小,每日三餐一顿都不能少。男人呢?他们要在田间耕种,或是打铁制作农具,要么就是鞣制皮革。所谓事业成功、家业富足、美满幸福只不过是崇高的理想罢了,对于普通百姓来说,这些都是可望不可即的。只有到了最近的一百多年,科技、医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,才使得许多人过上了好的生活。至少在西方社会是这样的。
物质上的富有和优越的生活,对我们祷告的影响,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。除非我们离开现在的环境,到另外一个文化环境里去生活,否则我们是完全无法意识到的。就好像住在美国中西部的白人,皮肤在冬天被裹在厚厚的冬装里,不见阳光。冬天过后,你来到南加州的海滩时,才发现自己的皮肤是多么的惨白,从本地人群当中凸显出来。有些人只有到了其他地方,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优越和富足,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多么自私,即便是祷告,也是自私的祷告。
去年夏天,我对四五世纪的“沙漠灵修”运动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。不可否认,这个运动的兴起看似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当时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的国教,而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在此之前的300年间,教会被禁止,信徒受到很大的逼迫。忽然之间,基督教成为国教,教会的权力大增,周日人们像赶时髦一样蜂拥至教会礼拜。然而,真正愿意谦卑在神面前、被神改变、愿意做主门徒的人却更少了。于是,有几个基督徒,因实在不能忍受教会日趋世俗化,便决定退出教会,到沙漠中灵修。
这些后来被人称为“沙漠圣徒”的人,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。他们的饮食简单,常常禁食祷告,专心聆听神的声音,并且帮助贫穷受苦的百姓。有一个名叫约翰·卡西安的人,他听说了这个运动后,长途跋涉到了荒漠中与他们同住,一住就是3年。他们的祷告格外让卡西安印象深刻。他说:“他们从不为财富祷告,我也没有听过他们向神要求名望、权力、健康或长寿。那位从永远到永远的主,不会让我们只把目光定睛在那些短暂的、肤浅的、微不足道的事情上。”正如卡西安所说的,我们理当求神,带我们脱离肉体的私欲,而不是去满足那无休止的贪婪。
其次,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基督徒,为了他们的信仰遭受逼迫,忍辱负重。这一点,是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、享受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人很难体会到的。如果看到一些数字,你或许会感到震惊。在过去的2000年里,有超过7000万基督徒因信仰被害。仅在20世纪这100年当中,就有4500万基督徒殉道者!
表面上看来,这些仅仅是数字而已,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。他们何尝不想活得健康长久呢?就像我们一样,他们也有父母子女、亲朋好友,有牵挂和关爱的人。他们也期望过平静安稳的生活,娶妻生子,享受天伦之乐,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。
然而,我们却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。我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,同时也教历史。我让学生们在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,尽量使用他们的想象力,进入到那些为神受苦的基督徒的生活中,体会他们为信仰所付上的代价。我给他们讲述3世纪初,北非的一位女殉道者佩蓓图的故事。她殉道的时候才22岁,孩子还没有断奶。我给他们讲述16世纪,在血腥玛丽恐怖政权的统治期间,两位殉道者被绑在火刑柱上,仍然彼此鼓励的故事。他们的名字是弗朗西斯·里德利(FrancisRidley)和休·拉蒂默(HughLatimer)。我还讲到在1970年,伊迪·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,40万基督徒遭到了集体屠杀。
这些殉道的基督徒,一定为脱离险境祷告过,有些祷告可能是蒙垂听了,但是更多的没有被垂听。无论是哪种情况,我相信他们的祷告,一定还包含着另外更重要的祈求。
他们祈求神,保守他们在面对酷刑和死亡的时候,仍然可以忠心,持守他们所信的。他们祷告让自己的死荣耀神,吸引更多的人认识这位战胜死亡的耶稣基督。
第三,早期的基督徒好像比我们更相信神的主权。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可以给予的享受似乎不大在意,尽管这世上可以追求的东西是那么多;相反,他们对于神将来在天上要给予他们的奖赏,以及在天上那永恒的生命,却寄予极大的盼望。他们仍然会娶妻生子,养家糊口,努力工作,享受天伦之乐。然而,就算这一切再好,在他们的眼中,也不过是天堂在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缩影,就好像满汉全席之前,桌上点缀的一盘打牙祭的小菜一样。无论在世上的生活是多么糟糕,他们始终相信,这是神在为他们去天堂作预备的工作。他们的眼目始终定睛在神的身上,即使身边的环境让他一点也看不到神的工作,他们仍旧相信,神始终掌权做王。
假如他们为脱离困境而祷告,但是神没有马上带他们脱离困境,他们还是会坚持祷告,知道神有他的时间和他更长远的计划。主权在神的手里,不在人的手里。那时候的人更能够镇定地面对危机,不像我们今天的人,没有耐心,又不能承受一点点的打击。亨利·卢云是现代著名的灵修作家,2002年去世。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,对这个主题作了很好的诠释:
祷告就是不再相信那些看似安全,但实际上是完全靠不住的假象;不再盼望用自己的能力还可以争取的机会;没有托词,没有挣扎。祷告,就是不再靠自己的小聪明去设计人生,而是期盼神带着你的生命,进入到他的伟大当中去。
这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文化中,就是比较差劲的基督徒。我们今天读的圣经,与任何其他时代基督徒所读的圣经,是一模一样的;圣经上对门徒的要求,也从来没有变过。是否会为基督殉道,我们无法选择,但是,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在目前的生活中遵行神的旨意。历史上那些属灵伟人的故事之所以有价值,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,要用门徒的眼光来看待祷告。
祷告最基本的目的,不是让我们过舒服、安稳的生活,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每天更新我们的生命,更新这个世界。
我们的祷告当然可以包括医治、出入平安、祝福、甚至是富裕的生活。然而,这一切都必须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他的门徒,过与他相连的生活。
(选自《当他沉默时》,华文出版社,2014年。题目另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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